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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中国近现代史,尤其是中共以来的历史,我的有限的知识主要来源于教科书。

有时候,这些教材是靠不住的,比如我们很难也几乎不可能在教科书上看到傅高义的《邓小平时代》中讲述的很多内容。

我看的版本是比较完整的港版,全书约58万字,大陆版较港版删节约5.3万字,其中主要为党内的矛盾和斗争的描述,一些敏感事件的细节介绍,对领导人的评论,以及注释中的一些禁书。

从整本书来看,作者以局外人的身份客观、真实的介绍了一段历史。其中,书中对于天安门事件的经过和细节描述的很详细,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很值得一看。下面是作者在书中对这一事件的评论的一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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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傅高义
来源:《邓小平时代》第21章 天安门悲剧:1989年5月17日–6月4日

参加1989年示威的学生以及较年长的知识分子,像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一样,对国家的命运怀有一种很深的责任感。然而,这些学生是温室中长大的一代,没有多少校园之外的经验。与1940年代后期的学生不同,他们没有用多年时间建立夺权组织;也不同于1980年代初的学生,他们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斗争,也没有经受过上山下乡的锻炼。他们是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学生,但却只接受过考试的训练,而缺少人生历练。他们是在中国最好的中学和大学里备受爱护的教育改革的受益者。

此外,这些学生成长的这段历史时期,并没有为独立的政治活动者提供空间,让他们形成组织并检验自己的思想。示威者不是政治组织的成员,只是一群人中的一分子,领导者不断变化,参与者松散结合。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人,不是因为他们展现了杰出的判断力和战略规划能力,而是因为他们的即兴辩才和敢作敢为。留在广场上的人始终抱着一种幻想,以为国家领导人会承认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高尚情操,与他们对话,认同他们对国家的关心是正当的,并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。

这些温室中长大的一代学生就像孙中山所描述的1920年代的中国一样:一盘散沙。赵紫阳的对手指责赵煽动学生,使他们把矛头对準邓小平;赵紫阳的拥护者则反过来指责对方激怒了学生,使赵紫阳陷入尴尬的境地。赵紫阳的支持者和对手或许都想引导示威学生,但事实上他们都无法做到。学生们踏着自己的鼓点前进。甚至学生自己的领袖也只能鼓动他们,却不能控制他们。

「六四」之后,学生及其家人为死伤者而悲痛,也为失去了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更开放、更文明的希望而悲痛。当学生领袖们思考「六四」之后该往何处去时,他们彼此承认自己挑战国家领导人,期待他们放弃权力的做法太幼稚。这一代和后来的学生们,都从这次可悲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:跟国家领导人直接对抗很可能引起暴力反应,付出不必要的代价。

因此,与苏联和东欧的抗议学生不同,中国的学生在「六四」之后不再跟共产党对着干了。很多学生逐渐相信,只有通过缓慢地建立基础,通过改善更多人的经济生活,通过加深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,逐渐形成对民主和自由的经验,才能取得进步。甚至很多不是党员的学生也承认,领导人当时面临著国家失控的危险,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促进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稳定。很多人相信,尽管有腐败和自私的干部,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——以及它所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改善——要比其他可能的选择更可取。他们希望,接下来几十年的稳定和经济发展,能为自由社会形成一个更牢固的基础。同时,绝大多数学生运动活跃分子都放弃了集体行动,专注於追求个人前程。

很多知识分子、甚至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认为,向无辜的人们开枪的决定是不可饶恕的,党迟早要为这场运动翻案。尽管在决定动武中起积极作用的人仍然在世的时候,「六四」还很难平反,但政府的立场已经有所软化。在镇压后的20年里,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释放,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说法也逐渐变得温和:先是称为「反革命暴乱」,然后改为「暴乱」,后来又成了「政治动乱」,最终变成「八九风波」。

(完)